1988年，国务院批复建设中国第一个国家高新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前身）。1991年、1992年连续两年，国务院对全国范围内国家高新区建设作出战略性部署，先后有50余家国家高新区获批建立。此后10多年间，国家高新区的数量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直到2007年宁波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随后的2009年又有泰州医药高新区和湘潭高新区一同升级为国家高新区，国家高新区扩容重启。2010年，国务院先后两批批复27家省级高新区升级，国家高新区实现了历史上第二次大扩容。2011年至2014年1月，国务院又分3次批复共计31家省级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截至目前，国家高新区数量增至114家，在全国形成了合理的布局。

　　对于近5年来新升级的国家高新区来说，其在加速对当地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充分发挥高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毋庸讳言的是，这些新升级的国家高新区与那些上个世纪90年代获得国务院批复建设、已有20多年发展历史的老牌国家高新区相比，还是有不小差距。国家高新区的“新成员”在发展过程中如何迎接机遇和挑战？如何完成“省级高新区”到“国家高新区”的华丽转身？如何迎难而上，与老牌国家高新区开展合作？本期对话邀请中国高新区协会相关负责人及区域发展战略专家、部分新升级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就上述话题进行了探讨。

　记者：国家高新区的队伍日渐壮大，一方面是新升级国家高新区需要奋起直追，另一方面是发展了20多年的老牌国家高新区在带队过程中需要不断突破、继续创新。新老国家高新区目前存在哪些共性的问题？

　　冯鹏程：我认为目前我国高新区所处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政策环境并不相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尚不均衡。高新区不能过度依靠招商引资，因为高新区不是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跨国公司高技术产业的组装加工基地。

　　部分高新区在产业规划时，单纯按照选择国家主导产业的基准(如产业关联度、增长性等)，而没有根据各高新区的建园条件、园区内外基础条件、发展规模及水平来选择主导产业，从而致使高新区产业结构趋同严重，绝大多数高新区都把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作为主导产业，而有些高新区明显不具备相应资源。

　　部分高新区在发展初期为了尽快集聚企业，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往往很少从专业化分工、市场细分、价值链延伸，以及产业集群的内在联系上去考虑；在项目的安排上也不是按专业化园区规划的要求定位，而是为了短期内吸引企业而较随意地进行项目选择和企业选址规划，从而造成目前高新区内部产业之间缺乏应有的关联，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度不高，没有形成产业链条相互关联，不利于产业群体的整体竞争力提高，难以实现经济外部性和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

　　部分高新区的创新体系不健全，创新主体间的合作交流欠缺。大多数高新区附近都有高校或者科研机构，但是有些高新区附近的高校设置的专业或者科研机构从事的研究领域与高新区的产业匹配性不强。另外，整体而言，我国的“官产学研财”合作机制不完善，创新政策不科学，促进高端人才流动、保有的机制还不健全。政府分配给企业的创新资源较少，企业研发的实力较弱。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缺乏紧密合作的创新网络。为创新、技术产业化、产品市场推广等服务的现代服务业还不健全，特别是促进创新不可或缺的风险资本较为稀缺，重视合作与非正式交流的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没有形成。统一考核标准 挑战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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